陶瓷行业协会代表谁的利益？谁又代表协会?

“双展之争”不可忽视的一个背景，是行业协会的“脱钩改革”。

从2005年《广东省行业协会条例》颁布，开始协会改革试点，到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将协会改革“脱钩方案”落地，经历了整整10年的酝酿与磨合。但是，这个方案的推广执行，因牵涉到各方利益，仍显得困难重重，效果并不理想。

“脱钩方案”要求行业协会进行“五分离”，即：机构分离，取消行政机关（包括下属单位）与行业协会商会的主办、主管、联系和挂靠关系；职能分离，剥离行业协会商会已有的行政职能；资产财产分离，自2018年起取消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的财政直接拨款，逐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其发展；人员管理分离，行政机关不得推荐、安排在职和退（离）休公务员到行业协会商会任职兼职，已任职、兼职公务员，按相关规定一次性清理，使用的事业编制相应核销；党建、外事等事项分离等。

历经十多年的协会“脱钩改革”，在曲折与反复中不断推进。据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常务副会长缪斌介绍，在新时期，国家将依托国家协会对行业实行管理，因此，国家协会将比过去承担更多的职能；而省级以下的地方协会则完全放开，实现市场化，受地方政府部门的监管。国家将原来分散在其他部门的许多权利，如行业标准制定、创名牌评审、产品分类分级、市场监管等赋予了国家协会，把国家协会推到了第一线。

“双展之争”既是行业协会“脱钩改革”后寻求出路产生的后果，同时也反映出协会在“脱钩改革”后，因其双重身份而带来的矛盾，和治理结构方面的乱象。

但不管协会如何改革，最重要的还是，如何为行业提供大量的公共服务产品，来推动行业发展，促进行业整体利益的增长，并且受到行业相关者，包括政府、企业的认同。如能做到这些，协会就能树立起代表行业利益的权威。这，应该是“后脱钩时代”协会的逻辑。

不过，在这里并不是单纯要讨论协会如何改革的问题，协会如何改革，最终改成什么样子，这并不是行业讨论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当下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建筑陶瓷行业变局就在眼前，市场在不断重构，对内走进大家居时代，对外走向全球一体化，在这个大背景下，代表行业利益的协会，该如何适应新形势，不忘初心，捐弃前嫌，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局面，发挥协会功能，引领行业发展。

协会双重身份的悖论

在“双展之争”中，广东陶瓷协会与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的出面，将“双展之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让地方协会与国家协会之间的矛盾浮出了水面。

2019年3月14日，广东陶瓷协会和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在佛山南庄联合召开会长会议，就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发表《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关于坚决反对佛山中陶联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复举办陶瓷装备材料展的声明》进行专题讨论，并形成广东陶瓷协会和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会长会议纪要（详见《陶城报》的相关报道）。

可以看出，广东陶瓷协会和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会长联合会议的这份纪要，对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身份方面，认为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作为国家协会，应该维护行业利益，尊重市场行为和商业原则，不应多作干预；同时，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又是中陶联盟的股东，这样发表声明质疑公司经营业务，也是不合乎身份的。可以说，国家协会的双重身份造成了一系列的迷惑与矛盾。二是在程序方面，不管是在中陶联盟内部，还是在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内部，这个声明的出现都没有履行必要的程序——作为中陶联盟大股东，其发布的这个声明未遵照公司议事规则，经过股东会议的同意；作为国家协会，其发布的这个声明未遵照协会议事规则，经过理事会表决。

3月21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第四届五次理事会在广西南宁召开，会上，科达洁能董事长、中陶联盟董事边程的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一职被免。行业人士猜测，此事或与“双展之争”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边程的另一个身份，是广东省建筑装饰材料行业协会会长。由此可以看到，以广东陶瓷协会、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广东省建筑装饰材料行业协会为主的地方协会，与国家协会，已经形成了两个阵营。“双展之争”的演变，也从原来中陶联盟内部股东利益之争，牵出了代表不同利益的地方协会与国家协会之间的矛盾，地方协会开始正面与国家协会对擂。

不过，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也可以看出一个良性发展趋势，就是双方都已经开始关注程序合法、程序正义问题。争议双方因各自立场、利益的不同，而持有不同见解。“裁判者”应当在各方之间，保持一种偏不倚的态度，不得对任何一方存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而制度、规则就是这个“裁判者”。协会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是“协商”。在错综复杂的“双展之争”中，乃至在协会今后还将面临的其他问题中，程序合法，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保证。

协会“脱钩改革”之难

广东历来领经济改革风气之先。行业协会的“脱钩改革”，也是从广东开始试点的。

2005年12月2日，《广东省行业协会条例》正式公布，明确提出，行业协会要实现“五自四无”，即“自愿发起、自选会长、自筹经费、自聘人员、自主会务”，和“无行政级别、无行政事业编制、无行政业务主管部门和无现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兼职”。

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现任秘书长尹虹，在2005年至2012年期间，亲历和见证了广东省这场行业协会“去行政化”改革。

2005年11月3日，首届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会长何新明，在常务理事会上提名尹虹出任协会秘书长，其主要理由是协会工作的“去行政化”。7年后，同样因为“去行政化”的理由，尹虹在2012年9月4日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常务理事会上，被第二届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会长戴一民提议解除协会秘书长一职。

更为戏剧性的是，4年后，戴一民同样因为“去行政化”理由被迫辞职——2016年3月29日，根据佛山市委市政府“退休领导干部不能担任行业协会职务”的要求，已连任两届会长的戴一民，因担任过佛山市禅城区副区长一职，“迫不得已辞去协会会长职务”。东鹏控股集团董事长何新明，重新出任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第四届会长。

随着 “双展之争”的发酵，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在2018年9月8日进行会长换届选举。宏宇集团董事长梁桐灿，成为了新的会长。尹虹又重新回到了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秘书长的位置。

从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这么多年“去行政化”的戏剧化经历，可略窥协会脱钩难度之大。根据有关学者的调查研究结果，我国大部分行业协会的会员覆盖率在20~60%之间，所以，其究竟能多大程度地代表行业整体利益，这是一个问题；同时，无论是政府，还是协会或是企业，在协会脱钩问题上都有着各自的权衡、考虑，内外阻力重重，难以达成共识、形成合力。

截至2018年8月30日，参与试点的428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395家完成脱钩，脱钩试点任务基本完成；另有33家没有完成脱钩任务，除了9家因为相关政策缺失暂时无法脱钩之外，24家是因各种原因，特别是工作不到位造成。同属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主管的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及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以及国务院主管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促会”），均在33家未完成脱钩任务的全国性协会商会名单之中。

从数据上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试点协会已经完成脱钩。但对于国家协会来说，其与政府职能边界的逐步厘清，治理和运行机制的建立完善，以及制度化规范化建设，都还有一个过程。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各种新情况、新问题都将会冒出来。这场历经十多年，先从下至上、再从上至下的改革，其实质是要让协会回归本性，从贴近政府到贴近企业，从管理职能到服务职能，从代表政府利益到代表企业利益。理想很美好，但现实的改革之路还很漫长。

令人欣慰的是，虽难一蹴而就，但至少是走在了一条正确的路上。

协会代表谁的利益？谁又代表协会?

从 “双展之争” 可以看到问题的核心：协会代表谁的利益？谁又在代表协会?地方协会和国家协会，谁更能贴近企业的利益？

按照常理来说，行业协会由行业内独立的企业自发自愿组成，是保护和增进协会成员合理合法利益的民间组织，因此，行业协会是所有会员企业根本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代言人，是维护行业内企业获得更好发展的护航者，是保持中立态度的中介服务机构。

以意大利陶瓷机械及设备制造商协会（英文缩写为ACIMAC）为例，其成员覆盖了行业中大部分不同产品不同规模生产商，虽然来自于意大利各个地区，但大部分成员总部设在Modena以及Reggio Emilla，这两个地区是世界陶瓷最重要的生产中心。同时，ACIMAC也是意大利影响力最大的协会——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Confindustria）的成员之一。

成立于1910年、有着百年历史的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协会、国际商会、世界中小企业大会、国际企业家协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欧洲企业家协会等国际组织，都设有代表处。该联合会的领导层及成员，都是在意大利商界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实际上是一个代表意大利最主要企业利益的联合体。

正因为意大利相关协会巨大的能量场，他们能够代表政府进行行业管理，并具有很大的约束力和权威性，不但可以带领企业进行国际性的行业交流和推广，制定统一的产业发展规划并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谋，甚至还可以拒绝其他国家的陶瓷企业参加意大利展会，中国多年来被博洛尼亚展拒之门外，也是意大利相关协会保护本国企业而直接干预的结果。

但我国行业协会大多数为“体制内生成”，要么是政府直接或者间接组建的，要么就是由政府专业经济职能部门转变而来，行业协会从诞生之日起，便打上了很深的“行政”烙印。据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前身是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协会，于2001年撤销国家建材局时重组成立，2007年更名，其业务主管单位为国资委，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中国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协会等22个建材相关协会由其代管。成立于2001年2月的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也是因国家轻工局撤销转换而来，其业务主管单位同样为国资委，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等52个协会由其代管。成立于1952年的贸促会，归国务院管理，1992年10月5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筑材料行业分会（以下简称“贸促会建材分会”）成立，由贸促会代管。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建筑陶瓷行业几大“中字头”协会的来历都不简单，以前一直是代表政府在管理行业，有“二政府”“红顶中介”之称，行使的是管理职能，而不是服务职能。协会的专职人员出席行业活动时，往往都是领导身份。在2015年4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部门彻底脱钩时曾说，“有些中介机构戴着政府的帽子，拿着市场的鞭子，收着企业的票子！”

不过，平心而论，作为行业管理者角色的国家行业协会，特别是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在建筑陶瓷行业发展的40年中，为推进行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行业协会在产业政策和国家标准制定，国际交流与合作，产业转移与落地，企业产品创新、科技创新、打造品牌、环保改造、智能化建设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国家协会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沟通，构筑了一个相对平衡的中间带。但这一平衡，在国家进行简政放权，国家协会“去行政化”的脱钩改革时被打破。

过去，协会利益代表政府利益，协会是相对超脱的“裁判者”。脱钩之后，本应代表企业利益的协会，由于其专职工作人员参与到市场竞争，变成了利益的一方，这时候矛盾就出现了。协会既不能代表政府的利益，也不完全代表企业的利益，在政府、协会与企业三者之中，新的利益格局形成。

“脱钩改革”之后的协会之难

脱钩方案”要求的是“五分离”，相当于直接给行业协会“断奶”。长期依附权威资源的行业协会，在切断了“路径依赖”源头，没有财政拨款和政府政策背书的情况下，到底该何去何从？

2019年3月8日，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会长乔龙德在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系统2019年工作目标发布动员会上透露，2018年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直属单位利润超过指标13.23%，其代管的22家专业协会、学会中，4家没有完成指标，18家超额完成利润，利润总额超过200万元以上的共有5家协会，其中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358万元。

这一份年度账单，从数字上看还算不错。但从利润的绝对值来看，作为国家协会，其经营还是相当艰难的。然而，这一收益还是在其未脱钩，拥有权威资源的情况下产生的，可想而知，其脱钩之后的生存，可能会更加艰难。

因此，“脱钩改革”后，可以实行有偿服务的展览会，成为各大协会争抢的香饽饽。对于中国轻工联合会与中国建材联合会来说，在巩固了广州陶瓷工业展成果之后，如何打开新局面，开发新的业务，也成为了两大协会的当务之急。于是他们将目光再次投向了陶瓷产品展，并组织成立了中陶联盟。在中陶联盟的股权结构中，国家、省级协会与企业利益相互交织，而且协会成为了该公司的大股东，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因此引发了新一轮的“双展之争”。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则在探索另一条出路，就是协会引导企业建立产业联盟。

2013年，由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和华耐家居集团共同发起，20家家居建材企业共同出资成立了中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陶投资”），并由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牵头，成立中国陶瓷产业发展基金会，中陶投资每年捐出一定比例的资金，支持该基金会的运营，以此鼓励和资助行业的创新和发展研究的活动。作为产业联盟形式存在的中陶投资的成立，被业内称为“实现协会政企分开、行业优势整合的新跨越”。在此过程中，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的角色相对独立，只是起到引导和组织作用。

在这场“脱钩改革”中，行业协会中现有的专职人员面临去留，其实充满着危机感。协会专职人员从自身利益出发，其脱钩的意愿并不会那么强烈，除协会经营危机外，其专职工作人员对于过去的身份，以及多年来为之付出的事业平台，都难以割舍；政府从简政放权的改革大局考虑，不得不脱，又难以全脱，在实际操作中，协会脱钩很有可能“脱事不脱人”；而企业在协会脱钩问题上又毫无发言权。由此看来，无论是协会、政府还是企业，在脱钩改革中，都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

因此，在“双展之争”中，身兼“运动员”和“裁判员”双重身份的行业协会，变成一个尴尬的存在。因为“去行政化”，协会失去了权威，不能再代表政府居中调停；在利益上，它又不能与企业保持一致——其与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双重断裂”。看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协会，要在各方之间找到平衡点，还不那么容易。

不过，就算按照理想状况，协会能完全“去行政化”，过惯了一盘散沙日子的企业，在改革之后，能够自我管理好行业吗？这一点，从佛山市行业协会这么多年“去行政化”的戏剧化经历，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脱钩之后，由企业会员自发选举企业家作为协会会长，自选会长能不能服众，超脱于自身企业利益？有没有时间、精力、能力或经验担当协会会长一职？面对行业纠纷，协会会长能不能与会员坐下来一起协商？形成的决议，能不能代表多数企业的利益呢？这都是自选会长产生过程中，以及自选会长产生之后，将碰到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脱钩改革”后将形成中国特色的行业协会

 2019年初，我和缪斌就“脱钩改革后国家协会向何处去”“国家协会与地方协会之关系”这两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国家协会还是会承担着国家管理行业的职能，这是毋庸置疑的。”缪斌说，国家管理行业将依托国家协会，因此，现在国家协会比过去承担了更多的职能；而省级以下的地方协会则完全放开，实现市场化，类似于企业，接受地方政府部门的监管。国家协会不允许设分支机构，其与地方协会之间，没有层属领导关系，只有业务合作关系。

 据缪斌透露，国家将原来分散在其他部门的权利，赋予了国家协会，已经把国家协会推到第一线，如在标准制定方面，未来企业创名牌评审、产品分类分级、市场监管等工作，将以国家协会制定的行业标准为依据。而这种权利赋予，也并不是给所有的国家协会，政府会对国家协会的工作进行评估，据此赋权。

据我所知，从近几年开始，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的工作重点将放在标准制订上，协会标准将作为行业最高标准，高于国家标准。而将协会标准作为行业最高标准，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也是全国第一个试点。为此，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在2018年专门成立了标委会，由缪斌担任标委会主任。我认为，在实际工作推进中，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可以将行业里企业挂牌的各类研究中心，与标准修订结合起来，以此来推动行业的科技进步。各研究中心要有评分标准，研究项目的申报任务，研究成果包括专利、成果展示、论文等，中国陶瓷产业发展基金会可以资助上述项目。项目成果可以申请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的科技进步奖，以此将标准制定、研究中心、产业基金及科技进步奖等几项工作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闭环。

在协会标准制定过程中，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还会将外资企业纳入到标准制定中来，而过去国家标准的制定，是不允许外资企业参与的。现在对国家协会放开限制，使行业标准融入世界标准中，与行业的国际化、全球化趋势接轨。因此，进入中国的国外企业，也要在一定程度上纳入国家协会的管理。

据了解，未来国家协会不会再新增，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将是建卫行业唯一的国家级协会，按照国家对协会的管理模式，不可能再有第二家。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在建筑陶瓷和洁具这个领域，对整个行业的影响将越来越大。而2020年，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也要完成换届工作。所以，现在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这一步能否迈好，关系到未来的命运，我们希望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能够顺利转型。

行业协会脱钩后的路，最终将走向何方？在《中国智式》里，我曾提出一个理想的中国协会模型：中国建筑陶瓷行业应遵照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摆脱政府的制约和影响，加强对现有两大国家级陶瓷行业协会的整合，成立一个统一、权威的国家级陶瓷行业协会，并在此构架下，组成一个以建筑陶瓷协会为主、产业联盟及各类学会为辅、各级地方协会层层负责，与政府部门紧密配合的新型产业组织体系。

但理想终归是理想。中国的协会，与国外的协会有着根本的不同。西方的协会领导是企业会员推举出来的，他们习惯了协商、妥协、博弈的议事规则，最后达成一致，大家按规则做。而中国的行业协会大多来自于政府，习惯了自上而下的领导模式，“脱钩改革”后，协会最终可能会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既不可能完全脱钩于政府，又无法完全依赖于企业，不得不在市场中寻求出路，参与到市场竞争来。

脱钩之后形成的协会新生态

从目前阶段来看，行业协会的“脱钩改革”，在反复中推进，形成了一种复杂、矛盾的协会生态体系。

在行业的顶层设计上，国家级协会在影响国家政策上起到关键的作用，如行业标准的制定、产业政策的起草等方面。但是，国家协会总部一般设在中国政治中心——北京，无论是与陶瓷产业的集散中心佛山，还是其他重要陶瓷产区，都相隔甚远，国家协会与陶瓷企业之间的联系相对薄弱，行业根基相对薄弱。

各产区一级的协会，由于地缘优势的关系，更贴近市场，更接地气，与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联系也更紧密，行业根基相对深厚，可以帮助地方政府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引导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并能代表企业与政府进行沟通，为企业争取到一定的利益，如在“煤改气”、环保标准制定、去产能等产业政策方面，各产区协会都曾积极奔走、发声，与产区地方政府进行过深度沟通。

而处于中间层的省一级协会，上不能凤舞九天，缺少权威渠道和资源，很难影响国家层面对行业的顶层设计；下不能贴地飞行，与地方政府脱钩后，除了在申报各种省级大师、名牌、著名商标等方面具有一定作用外，与企业之间的关联度和紧密度将变得越来越低，相对而言位置尴尬。

在这次“双展之争”中，广东陶瓷协会并没有站到国家协会的阵营，而支持中陶联盟经营方，这也可以视为行业协会“脱钩改革”后，省级陶瓷协会寻求出路的表现。

中国陶瓷行业这一层级矛盾中的协会生态，也是基于中国建筑陶瓷多产区、多集群格局而形成的。由于在法律层面，各级以及各产区协会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尤其是“脱钩”之后，协会的层级关系已经断裂，因此，在“双展之争”中，才出现“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的情况。

不过，行业协会最终还是需要回归本性的。协会的本性是代表企业利益，企业才是协会的生存之本。那么，层级矛盾中的国家协会与地方协会之间，国家协会与企业之间，应该形成一种怎样的生态呢？现在全国陶瓷行业有四五千家企业，而国家协会服务的能力和资源都很有限。据缪斌透露，未来，国家协会将更趋向于服务全国有影响力的大中型会员企业，对于国家协会力量覆盖不到的各产区小微型企业，将交由地方协会去管理和服务。国家协会与地方协会之间，通过业务合作，形成密切的联系。

服务于大中型会员企业的国家协会，如何才能更广泛地代表行业整体利益呢？我认为，国家协会应该拓宽各产区及全产业链的会员企业覆盖面，吸纳各产区的主流企业，及机械、化工等行业的主流企业，使其成为国家协会的骨干。同时，要发挥主流企业的行业引领作用。过去，虽然有部分主流企业担任国家协会理事或副会长职务，但更多只是一种荣誉，并非是在行使责任，因此要加强国家协会领导层的企业力量，把荣誉转化为责任，这，应该也是国家协会脱钩转型的一个重点。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怎样建立一个有序的协会生态，形成全国一盘棋？我们看到，如果地方协会与国家协会之间出现矛盾，企业与国家协会之间的联系通道将会变窄，行业信息的沟通、政府政策的制定和落地执行，都将受到影响，这对行业发展并非好事。这在“双展之争”中地方协会与国家协会之间的矛盾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纵观世界，意大利、西班牙的陶瓷协会，由于其统一性、权威性和公正性，能够充分发挥产业组织机构作用，切实维护本国利益；即便是在我国台湾地区，其陶瓷协会也可以影响相关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我认为，协会生态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途径来培育：

第一种途径，是政府对社会组织进行严格审批的前提下，适当放开行业协会的网络建设。如果政策层面不允许，退而求其次的第二种途径是，地方协会是不是可以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国家协会，建立起一个联系相对紧密的组织构架。再次，第三种途径是，国家级、省级协会及各产区协会建立协会联盟，形成协调机制。

不过，对于协会的“脱钩改革”，企业期望也不要太高，企业的发展，最终是由市场竞争来决定的。与其期望越高、失望越大，不如让时间来决定。“草鞋打样，边打边像”，相信随着时间的发展，协会改革会慢慢推进，顺利渡过深水区的。

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协会大有可为

我认为，未来相关行业协会，应该为中国建筑陶瓷的下一步发展布一个大局。从大家居发展的角度来看，应顺应大势，由内转外，加强与外界的联系，在大家居整合及各种渠道变革中，占据主动的引导地位，帮助企业走出有可能陷入的被动局面；面对全球化发展趋势，协会更要以全球视野，重新审视中国建筑陶瓷在全球的地位、作用与贡献，制订相应的战略、目标与任务，在中国建筑陶瓷走向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现在，行业外已经有人开始踢门了，不管是房地产企业也好，或者是2B的整装也好，都可能成为整合者，来整合建筑陶瓷企业。协会该如何应对？我想协会是肯定希望陶瓷企业在这个竞争过程中不要被别人干掉的。如果这个形势不可避免地发展，协会也应将这些整合者纳入管理的范畴。那么，如何管理这些“外来者”，如何与这些比建筑陶瓷企业体量大得多的超大型房地产企业打交道？也将是协会的一个重要课题。

而中国建筑陶瓷面临的另一大变局，则是全球一体化。通过“一带一路”，中国正积极融入并推动全球一体化进程，建筑陶瓷行业也参与了这一进程。以前，都只是在国内市场相互竞争，现在，当我们要面向全球一体化的时候，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世界大变局下，行业该怎么抱团？协会是行业抱团的唯一纽带，因此，行业走向全球化，也需要一个全球化的协会来引领。也就是说，协会需要有行业全局观。

关于中国建筑陶瓷融入全球一体化，有业内人士提出“中国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中国化”。我想就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协会如何发挥其作用。

在“中国市场国际化”方面，协会应当引导、帮助企业开拓“一带一路”国际市场，指导企业制定与“一带一路”战略相结合的国际化战略，并取得相关的政策支持。同时，为企业搜集信息，提供咨询，保驾护航。如今，中国不少建筑陶瓷企业到国外建厂，协会能够提供相关支持，将产能转移到周边国家，组织在国外建立中国陶瓷工业园。在反倾销贸易谈判中，协会也需要像意大利陶瓷行业的相关协会一样，建立起行业权威性和号召力，帮助企业争取到更多的利益。

在“国际市场中国化”方面，建筑陶瓷行业的国门将打开，越来越多的国际品牌将涌入中国。但打开大门并不等于无序进入。中国建筑陶瓷走出去，要适应很多的国际游戏规则；现在我们在欢迎国外品牌进入的同时，也需要制定相应的游戏规则，有计划地控制进入中国的国外瓷砖的品质、数量及规模。譬如：国外品牌在中国，也应该纳入协会的管理范畴，行业对外开放的力度，以及开放进程，需要制定相关的策略，并建立与进入国协会之间的联系。对于进入的国外瓷砖，为其提供相应的支持或保护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在认证方面与国际接轨，并制定相应的机制，如果他们进行倾销，协会也要发起反倾销调查，进行反倾销。据了解，现在印度瓷砖进入中国的价格，甚至比国内瓷砖的价格还要低，这对中国中低端产品已经形成了一定冲击。

所以说，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经历尴尬窘境的中国建筑陶瓷行业相关协会，未来在建立相应的游戏规则、完善相关认证标准和分级制度、引导和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让国外品牌有序进入等宏观层面，都大有可为。

“风物长宜放眼量”。“脱钩改革”的困境之中，行业协会的新生机，已成暗涌之势。

（作者系归然书院院长、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副会长、欧神诺陶瓷董事长 鲍杰军 ，原标题《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建筑陶瓷大局之全球一体化趋势下的协会生态及逻辑》，陶瓷信息获原文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