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趋严下，陶瓷企业改造绿色生产线成本近亿

广东省是我国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也是我国陶瓷行业产业链最完善的地区，同时也是我国最大的陶瓷生产和出口基地。该省的陶瓷产业集群明显，突出代表是佛山陶瓷产业集群和潮州陶瓷产业集群。同时，以佛山、潮州为区域龙头的陶瓷产业集群向东西两翼扩展，清远、肇庆、江门、中山、河源等地陶瓷产业的崛起，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有力地促进地方经济。

然而，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经济利益，一方面是看得到的环境“牺牲”。根据佛山市2017年环境统计初步数据陶瓷行业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占全市工业企业排放的24%、30%、32%。

被列为污染重灾区的陶瓷行业，即使在环保不断推进的当下，各地仍然存在不少陶瓷企业环保不达标的例子。

​到2019年1月17日截至征求意见的广东省《陶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就像丢一块巨石入水一般，一经发布就迅速在陶瓷行业引发了巨大的回响。

按照意见稿，广东版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拟对陶瓷工业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限值进一步收严——广东版标准在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限值分别调整为20mg/m³、30mg/m³、100mg/m³；而在2014年国标版中，三种排放物的标准限值分别为30mg/m³、50mg/m³、180 mg/m³。

“对企业而言，环保标准收严相当于‘卡脖子’，对企业生存往往是致命的。”佛山某中小陶瓷企业负责人在对环保设施投资测算后告诉记者，每改进一条大气污染治理陶瓷生产线的费用就高达600万元，每年还要承担近400万元的运行维护费用。

而作为前述标准的主要制定者、广东陶瓷协会会长陈环却认为，标准收严非但不是“卡脖子”，反而能帮助延长“生命线”。在市场优胜劣汰规律下，劣势企业终因成本增加而被淘汰，优质企业则因竞争加剧实现了创新突围。

无论如何，陶瓷行业在平衡经济利益与环保利益的博弈中，仍然在不断探索自身的生存道路。

东鹏陶瓷董事长何新明回忆，彼时“卡脖子”的标准即环保，但凡无法通过广东省清洁生产标准的企业都将被勒令搬离。2008年左右，东鹏陶瓷第一个在全国完成“煤改气”，尽管成本提高了20%左右，但在何新明看来，正是这场正视延长了企业的“生命线”。

广东陶瓷协会秘书长陈振广算了一笔账，大型陶瓷企业仅环保设备一次性投入就超亿元，中小企业投资规模也在8000万元左右，未来还有历年运行维修费用。

“所以在制定环保标准时要科学合理，放得太松，企业不用改也能达到标准则对治污起不到任何作用；但也不能一下子限死，标准要让企业跳一跳能够实现。这也是我们制定标准的原则，否则会造成‘鞭打快牛’的反作用。”他说。

在他看来，政府强制企业“煤改气”，在某种程度上并未解决陶瓷生产过程中的大气污染排放问题，还将加剧企业的生产成本，影响其产业规模。

“如果按照天然气一立方米2.6元计算，‘煤改气’导致各方面的成本综合起来大概增加40%，但按照当前的天然气质量依然存在硫。”陈环说。

他还提出，按照广东省未来天然气规划计算，到2020年要实现输送280亿立方米，而仅当前陶瓷行业天然气消耗就高达90亿立方米，“这将严重影响未来广东陶瓷行业的产业规模。”

华清环保总经理万杏波也赞同陈环的观点。万杏波自2004年从蒙娜丽莎(11.260, 0.21,1.90%)陶瓷离职后创办了华清环保，专注于陶瓷生产过程中的大气污染物治理。在他看来，即便没有“煤改气”，广东陶瓷产业要实现完全的绿色生产也是有可能的。

陈振广建议，应该通过市场化机制促进陶瓷行业环保标准收严。例如，佛山市环保局曾探索出一条有偿排污权交易的创新举措，利用市场的力量激励企业的技术改造积极性，一方面严格控制排污总量，一方面将企业减排差额拿到市场进行有偿交易，最终实现社会环保效益与企业的经济效益。

“如今，广东省范围内的钢铁、水泥、石化、玻璃等行业都已纳入碳排放交易，如果将陶瓷企业纳入则可以充分利用市场化手段减排。”陈振广说。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